尼罗河两岸的金字塔是人们所熟悉的；古埃及的法老用数十年时间为自己建造的陵墓如今已成了这个文明古国的标志。可是人们对新王朝时期所建造的狮身人面像一千多年来却一直百思不解。最近，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个巨大的石刻艺术雕像和金字塔连成一个系列，原来是当时的法老用来观测天象的仪器。
历史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在表示狮身人面像的象形文字的符号上常常画着一个帽子似的太阳。1982年寒冬的一天，考古者偶然发现，如果站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神殿门口看日落，这时的夕阳就像一顶霞光迸射的金冠恰好落在石像的头顶，而这一天正是“冬至日”。以后人们又继续在“夏至日”观察，发现如果站在石像的头顶看日出，这时的太阳正处在两座最大的金字塔之间，这时正是尼罗河一年一度洪水泛滥的日子。
科学家们回顾了古埃及的天文观察方法，又根据狮身人面像曾经是太阳神的象征，从而断言：狮身人面像、金字塔及附近的神殿排成一列是用来观测天象的。
太阳在“冬至日”恰好落在狮身人面像的头顶，其奥妙在于“冬至日”在古时有“回归年”一年之始之称，它是天文观测最基本的依据。“冬至日”实际上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的一天，这时“日影”最长。而“夏至日”则正好相反。
在我国古代天文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载。例如，《左传》中有“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大意是：僖公五年春季的头月（12月）头一天，太阳达到最南点，鲁僖公在庙台上演告新月出现时观察太阳的影子，作下记录。张衡在公元125年著的《浑仪》中有：“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也。”大意是：因此，夏至日黄道离开极略多于67度；冬至日黄道离开极略多于115度。甚至在公元721～725年，僧一行率领的考察队也是在三千五百多公里的距离上，在冬夏两至日对地球子午线实地测量的。
由于古代金工精度不能满足天文观测的需要，人们建造异常巨大的石质仪器来观察天象，这在许多文明古国则是屡见不鲜的，如洛阳周公测景台的“量天尺”长达128尺。撒马尔罕石头天文仪器高达180米。只是当后来应用技术取得飞速发展时，才消除了对巨型石造仪器的需要。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造得如此巨大，这同他们观测天文的方法有关。关于这点，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李约瑟曾作过介绍：“由于确定季节的太阳过于明亮，以致其他恒星黯然失色，因此不能对太阳和其他恒星同时观测，可行的方法有古埃及的偕日法及中国的冲日法，偕日法就是在日出或日落后观察黄道附近的恒星在这一瞬间出没的规律来确定当时的季节……因此，过去的人们把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地平线和黄道上。”
实际上，古埃及人规定以最明亮的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古埃及人对天狼星的观测用以预报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也正是古代最有名的科学观测之一。
